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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的经世传统与人文精神

来源:光明网   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22-09-08 18:54   

 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卢祥之

  经世致用是说学术须益于国事,用于治事、救世,反对浮泛空谈。这是中国治学的一种社会倾向,也是一种思想传统,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思潮,这一倾向、传统和思潮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。2500多年前孔子周游列国,宣传自己的思想,希望改变社会动荡的局面,从而达到他的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的理想(《礼记·礼运》)。孔子创立儒学,儒学本身可以说是一种“入世哲学”,作为一种思想体系,儒学的一个特点是不仅求尚思辨,而且是更偏重用很实在、很实用的信条教导人们,如何做人,如何从事政治和治理国事。

  学术讲求“实习、实讲、实行、实用”,中医更是如是

 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,许多人都“少负经世志”,“弱冠时即以经世自励”(《晋书· 列传第三十二》)。以天下为己任,关注社会,有的甚至承担起治国理政的重要责任。孔子之后,历代许多学者积极倡导经世思想,面向实际,如张载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(黄宗羲《宋元学案·横渠学案》);范仲淹的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……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(《岳阳楼记》)。明末清初,士林学风“束书不观,游谈无根”(黄宗羲语),空疏达到极点,于是一些学者提倡“实学”。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,就是提倡“实习、实讲、实行、实用之学”(《颜习斋先生言行录·卷下学问第二十》)。

  历史上经世致用思想的盛行大多有一个时代特征。太平盛世之时,经世致用思想有如春风化雨,润物育人,而在社会转型或动荡来临的时候,知识分子则多立说呐喊,推行经世风气。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,经世致用思想通过各种形式表现更加明显,同时又与时俱进,适应时代,这就是纪晓岚说的:“古之圣贤,学期实用”,“以实心励实行,以实学求实用”(周积明《<纪昀评传序>》)。

  中医和其他学术一样,素有经世致用的传统。熟悉中国学术史的人都知道,中医的经典发轫著作《内经》,历经春秋、战国乃至秦汉,集百千年很多医著、医家智慧,最后以《灵》《素》相合,在当时学术皆托“黄帝”“天道”的大背景下,成就了《黄帝内经》,但其中有许多概念、观点都来源或取自于更早的政治、经济学术著作,包括儒学、黄老、道及墨、名、法、杂诸家著作。

  而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成书年代十分确切,这在其自序中已经说明,就是在东汉的战乱建安汉魏之交时期,这个时期,东汉实际已名存实亡,三国鼎立局面开始形成。儒家经学明显衰退,学术思想多元化局面已经呈现。张仲景作为奠基临床学的“医中之圣”,他不仅是位从政治国的“长沙太守”,是地方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,而且其行医多地,饱蕴仁爱、亲亲、孝悌、忠恕和“推己及人”的经世理念,如他自己在《伤寒论·自序》所说的:“观今之医,不念思求经旨,以演其所知,各承家技,终始顺旧,省疾问病,务在口给。相对斯须,便处汤药,按寸不及尺,握手不及足,人迎趺阳,三部不参,动数发息,不满五十,短期未知决诊,九候曾无仿佛,明堂阙庭,尽不见察,所谓窥管而已。夫欲视死别生,实为难矣。”这种非常细心、细致的敬重,对患者十分认真负责的态度,恭敬与善待,谨记“忠恕之道”,正是中医“经世”的最初体现。

  中医自汉以后,入唐,主题是“大医精诚”;入宋,是百派衍生。范仲淹说,“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。”(《能改斋漫录·记事》)“安而不忘危,存而不忘亡。”(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)、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”(《岳阳楼记》)。良相是治国的,良医是治人的,治国、治人、治病道理相通。迄到明、清,中医更是适合了社会需要,自温病学派形成以后,对急性传染性疾病的救治,更是大大惠及华夏苍生。尤其是近几年来,中医不仅在“新冠”抗疫斗争中突出伟大作用,而且在治国理政方面更是凸显到了极致。

  中医有中医自己的特色,但从本质上说,中医是社会学的,是具有非常明确哲学属性的医学学术体系。中医的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国文化,讲究、推重整体思想,注重人体生理、病理、病机的相互依存和对立转化关系。几千年来,中医正是在接受、借鉴了人类共同的卓越思想,在学习、研究、彰显、洞鉴、涵泳传统文化方面,钩深极奥,继承了最优秀的“合理内核”和民族精神追求,不断跟进,不断融合、扩大、丰富,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,经世之学,究其本质而言,与其说是属于学术范畴,毋宁说是属于政治文化范畴。归根结底,中医的经世价值是确实的,也就是说,我们今天从传统文化和历史中寻找自信,梳理中医文化自信,研究认识中医学,应当从更加恰当的社会存在发展中去评价和思考。

  人文是文化基因,中医给人文发展提供德泽,人文为中医发展提供支撑

  “人文”,《辞海》中说:“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。”《周易·贲》曰:“文明以止,人文也。”这里主要是指修饰。修饰出美,故曰“美在其中”。孔颖达在《周易疏》中说:“言圣人观察人文,则诗书礼乐之谓,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。”又,在《北齐书·文苑传序》中又说:“圣达立言,化成天下,人文也。”文化是生产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知识或经验,具体到社会现实中,文化包含了人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和心理意识,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种文化现象,当然也包含了人间诸事。

  中医与中国哲学一样,特点就是非常鲜明地以人的精神生命为研究对象。与西方哲学向外求索、以自然界奥秘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取向完全不同。西方的人文认识往往与人性和教育相联系。作为一种思想,一种观念,一种制度,一种法律,人文思想及其精神,是人文制度的理论基础,而人文制度又是人文思想的具体实现。无论是东方抑或西方,人文的核心都是“人”,以人为本,关心人,爱护人,尊重人,而中医的人文精神,深层的含义和内涵,正是与生俱来的对人的关怀。

  北京大学的楼宇烈先生给中医人文内涵作过四方面梳理:一是上、中、下医的“中”。古语有云:“上医治国、中医治人、下医治病”。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,而不仅仅看“病”,如果仅仅看病、治病,那便是下医。二是“圣人不治已病、治未病”。真正高明的医生是治“未病”,让人不生病。三是“是药三分毒”,能不用药就不用。四是中医讲究“中正平和”,生命因中正平和而产生延续,这是中医最核心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。“中正平和”是一种生命的动态平衡状态,“中”是一个不变的原则。(2019.4.11 《中国中医药报》)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:“哲学的任务是什么?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,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,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。”“提高人的精神境界”,不但是哲学的目的,同时也是中医的人文追求。(《境界:冯友兰谈人生》)

  中医的人文内涵还表现在中医的基本观念、指导思想上。中医的整体观是中医的基本思想。人是个整体,疾病不是某一个部位出了问题,而是整体上出现了问题。中国哲学强调整体关联与动态平衡,中医的辨证理论体系就是在哲学整体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

  发现和加深对中医思维的认识,是研究中医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。中医的许多方面体现是思维的直觉。中医思维往往是曲线性的,尤其是四诊八纲的认识,逻辑上相对模糊,某些方面、程度,更接近于模糊数学、模糊逻辑学。哲学上要想说明直觉是很困难的,众说纷纭,中外哲学界莫不如是,但直觉是一种哲学方法,这一点是公认的。著名科学家卡普拉说:“我们过去总以为理性才是智慧,直觉好像不是智慧,但直觉恰恰也是一种智慧,直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。”(《物理学之“道”: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平行关系》)理性和直觉是人们认识世界、认识自我重要思想方法,而中医的理论和实践,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和思维方式,同时也是中医人文精神的两个重要方面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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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入尘